第一章 (第5/6页)

他释然：“闪毅啊！…”

    闪毅就坐到了他对面：“您…放松一下？…等人？”

    “等一个朋友…你呢？…我印象里，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啊！…‘向阳院’的儿童委员啊！…”

    闪毅脸上的笑容抖动了一下，但没有敛去。他不禁后悔自己的“脱口而出”那记忆的闸门，是不是开启得太迅急了？而迸出的头一股水流，竟是“向阳院”这也毋乃太刺激…

    闪毅递过一张名片，他接过。也不是太惊奇。现在到处是经理。闪毅的头衔是“总经理”这也并不值得恭维，不过，他那家公司似乎是…“当买办了啊！”闪毅敲定着他的判断：那是一家西方的独资公司。这就颇出乎意表了。

    “到这儿谈生意？”

    “啊，不在这儿…我是恰好乘电梯下来，路过这儿，不想一眼看见了您…我现在在七楼包了个套间…706…很高兴见到了您…欢迎您有空到我那儿，就是706，坐坐，真的…当年院里的大人，也就是您，让我觉得能放心地接近…您能给我您的名片吗？说真的，虽然好多年一直没见，您的书，我可是见着一本买一本…读起来特别的亲切…您又有什么新作？…”

    他怀疑闪毅当着总经理还能有时间、有兴致读他写的书。他淡淡一笑：“我没有名片…不过我常常到这儿来坐坐…其实，你既然就在这上头包房，我们遇上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闪毅告退后，他呷着咖啡，有好一阵，竟完全没听见弦乐五重奏的乐音…

    记忆是个讨厌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琐屑的、破碎的、只存在于私人心灵里，而正在被群体记忆净化、剔除、淘汰的记忆。在这个“罗马大堂”里，他本来是完全不必为那些记忆的残渣所困扰的。却偏冒出来个闪毅！

    …是的，那时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尾巴上了，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向阳院的故事》。其实只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情节简单而生动，语言流畅而活泼。那时候书少，这样一本书出来，流布很广，本不稀奇，但大概连作者和出版者都始料未及，由这本书，引出了一场从城市到农村，普遍成立“向阳院”的风气…那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单位，把原是既有办公室又有单身职工宿舍的东院，隔出来，完全作为了职工宿舍，办公都集中到西院里去了…东院又分前院和后院，那前院，有一座旧楼，是很旧的楼，大概建造于二十年代，是当时盛行的东西合璧的样式，楼有地下室，地上三层，每层都有很宽阔的明廊，廊柱用青砖砌成，升至三分之二处便两两呈圆润的曲线相衔接，构成若干视觉上很跳眼的西洋风味的圆拱壁；粗壮的砖柱间，是精致的中式木栅栏，栅柱上雕有简洁而典雅的花纹；一道楼梯隐于楼内，另一道楼梯明露于楼侧，都是木制；廊后是大大小小的房间，大房间的门窗，当年都镶着西洋式的彩色玻璃；楼顶四周有类似中式女儿墙的突起，屋顶则是英国式的尖坡状，覆盖着涂以绿漆的波纹铁板…他的生命史与那楼相遇时，楼已“徐娘半老”不过“风韵犹存”…砰砰砰的敲击声，霍木匠在钉窗户，那是小小的一间偏屋，当年楼主给仆人住的吧？里面有个酒糟鼻，为什么默不作声？似乎也并非是准备着“在沉默中爆发”…在楼上，当年的那间办公室里，他曾对酒糟鼻说：“…你就承认了算啦！”更是说给在场的其他人听的…没多久办公室全迁到西院，两个院完全用墙隔断了…东院那天就宣布“向阳院正式成立”“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桩大事”“…向阳院儿童委员：红小兵闪毅！…”

    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最应忘记过去的地方，在舌蕾上溢满CAPPUCCINO的当口，却“沉渣泛起”？该死的闪总经理！…包房多少号？7…70…几？

    …费了好大劲，他才又吸回了弦乐五重奏的乐音…莫扎特…到底是莫扎特！这么永恒…但那是尾音，一曲终了，演奏台上的乐师们下来休息了…喷水池的溅水声却一派世俗气…

    他等的人来了。等的只是一位，却到了两位。

    他并未等的那位，似乎比所等的那位更有道理出现。她叫卢仙娣，玫瑰红的长袍裙外套了一件牛仔风格的无袖黑坎肩，还没走拢就跟他大声地“Hi——”上了。他所等候的杨致培倒落在她身后。

    卢仙娣落座后并不解释她与杨先生同时出现的缘由。也确实不必解释。她有道理出现在任何场合。

    倒是杨致培说：“到头来还是没跟林奇联络上…卢小姐帮我想了许多的办法…”算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材料”

    他跟杨致培是几年前在美国认识的。他和杨那时恰巧由同一所美国大学接待，相处了一个多月，有过几次开诚布公的长谈。杨致培跟他是一代人，却长期生活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杨出生在台湾，他祖父一代便定居台湾了。因此，他在台湾，又有着与那些一九四五年以后，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随蒋氏政权溃退到台湾的那些家庭的子女，很不相同的家庭影响，更有着他本人相当独特的心理历程。

    他不敢说自己哪怕是粗略地理解了这位朋友（严格而言，他们或许还算不上朋友），但至少，他听杨致培讲述过其在台湾的心理历程，能听到这种讲述的大陆人氏，他敢说至今还属少数。

    杨致培被认为是亲共的。他在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因为偷听大陆的对台广播，并且传布了听来的内容，被国民党政权抓进了监狱。刑满释放以后，他不但决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尽一切可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是更隐蔽也更机警而已。他说，他在六十年代末终于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光辉理想，并且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通向那光辉理想的最优途径。他的这一理念，甚至并不因文化大革命被大陆所否定而动摇。

    雍望辉在美国，在那座窗外一派碧绿的尖顶小楼的起居间里，曾试图用具体的例子，向杨致培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偏差与实践中的“适得其反”比如说，不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普遍的文物破坏、打击一大片、武斗、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