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其人其文别严歌苓其人其文失 (第3/4页)

入舞蹈而忽略了文化素质的培养，以致智力还未成熟，依然停留在孩童阶段的中年女子。造成她个人悲剧的原因除了外界过度的崇敬转化成的仇恨外，还有她稀里糊涂的尚处蒙昧状态的理性。她和捷克老毛子舞蹈家“腐化堕落的”艳遇被人抓住了把柄，却连自己也说不清。正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严歌苓设置的如此困境里———幽闭昏暗、寸步不离的监房（舞台的布景仓库）的束缚中，恶意而庸俗的人群（看守队的女娃、建筑工等）的包围下，陷入泥淖的孙丽坤习惯了自己的身份，从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变成了对自尊和廉耻慷慨无畏的泼妇。就在这个rou体和精神都亟待拯救的时刻，儒雅清俊的青年男子徐群山适时地出现了。于孙而言，这位救星不仅让她产生了性的爱慕与渴望，而且萌发了超越rou体去契合精神的向往，有如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动。“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rou体，是内心。”然而两性间形而上的精神之爱始终要落实到形而下的rou体厮磨。这位被关押多时的舞蹈家是需要和渴望性的，作者曾通过某位上了年纪的建筑工对孙下眼皮上一颗红痣的评论隐讳地道破了这位失爱已久的中年女子身体的饥渴：“那痣是坏东西，它让这女子一生离不得男人；她两条腿之间不得清闲。”因此孙丽坤之爱徐群山，情欲来得合乎本性又自然而然。

    尽管有着太多的理所当然，酿成悲剧的罪责却无从推卸。在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二、之四中，作者又用徐群珊少女时代日记的方式为其疯狂的行为作了铺垫和辩护，青春萌动的少女这样记录到：“她（孙丽坤）的胸脯真美，像个受难的女英雄，高高地挺起。我真的想上去碰一碰她的…，看看是不是塑像。我对自己有这种想法很害怕。”“我一直喜欢舞蹈，可是见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少女天性中对人体美、艺术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随着年龄的渐增并未消逝，于疯狂无序的年代里演绎成了无心之失的悲剧。在女扮男装的徐群山和被关押的孙丽坤接触过程中，他（她）曾四次提起很小就看过她跳舞，并且特别迷她，隐约地透露了这谜一样审讯的答案，只可惜说者有意，听者无心。“一个女性的玩弄竟比十个男性更致命。因为她不在玩弄，本意中毫无玩弄。真切到病的程度。”正是这种无玩弄的玩弄、无心而精意的拯救最终造成了对方彻底的失意与绝望。然而终究是爱，无论是否起源于或回归于性，毕竟是照进孙丽坤晦暗生活中的惟一一束阳光，虽然因为不同寻常而充满灰尘，总归有着真切的关怀和真实的暖意。

    曾经有“同志”网站引严歌苓的《白蛇》为经典，还有杂志称其为“最干净的同性恋小说”的确，在这里只有柏拉图式干净含蓄的精神之恋而剔除了鲁莽直接的rou体性爱，或者连“恋”都说不上吧，只是缘于天性中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只是因了十年前深深的痴迷和癫狂，只是为了儿时一个难以开启的情结（complex）。严歌苓是喜欢这些人性之谜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扶桑》、《人寰》中那些逾越辈分、跨越疆界、超越种族的不伦之恋，她笔下男女主人公们内心深处美丽的疼痛不可示人。虽然赴美后的严歌苓对同性恋已能持同情的态度，并且认识到这种感情并不全是病态的。但毕竟是受过华夏文化影响的中国女作家，她偶尔会在适当的时候添上这样的一句：“她们之间从来就没能摆脱一种轻微的恶心，即使在她们最亲密的时候。”又或者在最激情的时分，也只是带着崇敬和激赏之情、小心翼翼又无限轻柔的抚摸。

    三、多声部的文本合奏

    在构筑《白蛇》的文本形式上，严歌苓发挥了她撰写影视剧本的特长，有意抛弃了以往小说叙事手法上一意孤行的顺叙惰性和习以为常的单一视角，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代表“官方-民间-个人”三种不同记忆、不同声音的述说版本。以舞蹈家孙丽坤被关押以致精神分裂的前后遭遇为主线，将时代的宏大叙事、民间的街谈巷议、个人的琐细经历推向前台，让三者穿越时空的跨度在文字的叙说中如不断切换的摄影镜头一样错综进行。三种氛围的场景配合着三种腔调的旁白，从各自的视角将那段尘封往事一一演绎、娓娓道来：无论正襟危坐的官腔，抑或喋喋不休的耳语，又或者真情流露的倾诉，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都互不干扰地进行着接续不断的相互诠释与彼此背离。在多重视角的背后，执笔的作者如同掌控的导演，将个人情感与正误判断不动声色地滤去，还受众一个自由读解的空间。

    《白蛇》开篇便是典型的“官方版本”———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充斥着当时千篇一律的颂词和格式化、套路化的语言：“希望总理为全国人民和伟大的****事业多多保重！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多多保重！”“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甚至是和现实完全相反的谎话“并没有对孙有任何粗暴行为…其生活待遇并不十分苛刻”等等；对犯下的错误则拈轻怕重，尽量推脱。在政权的阴影下个人是失语的，主人公们的个人体验和真实情感被无足轻重地忽略与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