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得象忘言得意忘象 (第2/9页)

，其他诸爻之辞顺此以推，至上爻之辞则言该过程之终了。等等。如是，一卦诸爻之上下，即与事物之本末、过程之始终，建立起了一种对应关系。可见，具体事物之形象（“象”）成为构成卦爻辞的重要内容。此类“象”加之具体筮占过程中卦爻画所由以转换而来的数（九、八、七、六之类），共同构成《易》象数观念的雏形。《易》的象数思想、象数模式，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古经大致成书于西周初、中（前）期，历春秋而至战国，在战国中后期，《易传》诸篇先后问世。问世的《易传》，对古经首次作出了如下的系统、全面解读：　依《易传》之见，质言之，古经的学说架构，就是一种象数与义理合一不二、双向互诠互释的学说架构，正是由于这种学说架构的确立，才使得古经六十四卦展现为一种统一的卦爻画与卦爻辞合一不二、双向互诠互释的形式架构。换言之，象数与义理合一不二、双向互诠互释的学说架构，可被视为古经学理上隐而不彰的内在架构；而卦爻画与卦爻辞合一不二、双向互诠互释的架构，则可被视为前一架构的具体实现或落实，是前一架构外显、“外化”所成的古经之外在形式架构。而且，在《易传》看来，唯有借助于古经的前一内在实质性架构，它的后外在形式架构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诠释与说明。准此，《系辞上传》提出了如下之著名论断，即：“圣人设卦、观象、辞焉而明吉凶。”这一针对于古经学说架构的著名论断晓示人们，作《易》之圣人设立了卦，这些卦即表征、蕴示着各种物象，圣人即透过详观这些卦所表征、蕴示的物象，契应此类物象所透显出的诸般理与势，而在诸卦之下系属了相应的卦辞与爻辞，用以彰显和昭示行事的吉凶。这一论断，成为关于古学说架构的经典性论断而为后世易学所认同。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易传》透过各种努力，以诠释它所认定的古经的外在形式架构与内在实质性学理架构。为此，它提揭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八卦卦象说体系（集中于《说卦传》，并散见于《彖》、《象》诸传），并进而发明了系列爻位、爻象说，从而首次开显出《易》的系统象数思想，真正挺显起《易》的象数学内涵和《易》的象数学方面的特色，用以诠释卦爻画，诠释卦爻画所表征、蕴示的物象，并且希望通过这种诠释，从根本上揭明卦爻辞之所然与所以然“和盘托出”卦爻辞之底蕴，豁显古经的整个学说架构与体系。而通观《易传》诸篇对古经的解读，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说是：卦爻画有其特定的象数内涵，这类象数涵蕴着相应的义理，此类义理又透过卦爻辞而得以初步表达。由此，象数成了《易》之根，它是义理的表征、蕴示者，由象数发而为义理，由义理来揭举象数之所蕴的《易》之独特理论模式建构了起来。从此，象数与义理在一种全新的学理脉络下互显着其内蕴，被视为共同构成《易》实质性学说架构的一体之两面。　《易传》进而指出，古经之具有如此的外在形式架构与内在实质性学理架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作《易》之圣人出于畅言达意之需要使然。其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系辞上传》）世间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情”者真也“伪”者假也）纷然杂陈，为此，圣人化而约之，透过设立相应的卦，即可将其充分符示出来；人的思想观念（“意”）离不开语言（“言”）的表达，但是仅凭语言却难以使其获致充分的表达，为此，圣人亦从设立卦的途径入手，因卦所表征、蕴示的物象（“象”）即可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充分彰显；书籍总归难以令人畅所欲言，为此，圣人浓而缩之，精中求精，将自己的言论（“言”）凝炼成六十四卦的卦爻辞，而系属于相应的卦下、爻下，以与卦互诠互显，其言论即可得以充分表达了。依照传的理解，在由此所成就的古经一书中“言”、“象”、“意”三者密不可分“言”本系圣人的言论而落实为古经之卦爻辞“意”本圣人的思想观念而落实为古经的义理“象”则为卦爻之象，它系圣人借以传达其思想观念、透显相关义理的“工具”在传看来，卦因义理而设，因一定思想观念而立，圣人有何思想观念或义理，即透过设立何卦、因何卦之象而彰显之，象数完全可以豁显义理，而卦爻辞则又是对卦爻之象及卦爻之象所透显出的义理的很好的文字诠说。传的这段文字，无疑是对其所理解的古经之外在形式架构与内在实质性学理架构的进一步诠说与论阐。它并进而透露出了如下之讯息：象数虽为《易》之根，但是它之成为《易》之根，恰恰是因其表征、蕴示着圣人所欲传达的思相观念或义理。由是，象数因圣人的一定思想观念或义理而被设立，最终又要因它而传达出圣人的这些思想观念或义理，而古经一书，也正是因要传达圣人的一定思想观念或义理而被撰写，最终也要借助其中的象数彰显出圣人的思想观念或义理并作其基本归宿或目标。可见，依传之见，古经的成因和归宿可简要表述为：“义理－－象数－－义理”即起因于义理，借助象数，而又最终归向于所欲传达或彰显的义理。　透过传的上述解读，古经的体系成了一种象数与义理紧密合一的体系，此一体系在起因于圣人相关义理的前提下，根乎象数而又终归向于义理。具言之，这一体系以象数为根基，以阳阴学说为深层理论基线，以“上本天道，下开人文，合一天人，批导现实，提揭生生不息的伟大自然生命洪流，高扬人文贯注、滋润的高品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追求宇宙、人生无限美好的未来”为内在义理意涵（详见拙文《易学的总体架构与特色的现代诠释》，载《思与言》32卷4期）。　《易传》对古经所作的上述解读，显而易见，实质上就是它对古经原有学说架构与体系学理上脱胎换骨式的空前升华。这种升华的结果，并为后世易学所接受，成为传统易学对古经的一种基本共识，成为人们理解、把握《周易》、步入易学殿堂的“向导”三、王弼对两汉象数易家治《易》路数的清算及他对象数所作的重新定位和由此所开出的新治《易》路数　《易传》问世之后，人们即依照其对古经所作的上述解读而理解、诠释和阐衍着《周易》经传，从而建构（重建）起各自不同的易学体系。唯由于他们对《易传》上述解读理解上的歧异，遂引发出了不同的易学观与治《易》路数。　两汉时期的易学家依据他们的理解而推出了自己的易学观与治《易》路数，王弼则依据他的理解而批判地超越了前者，挺显出王氏自己的易学观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