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王弼的周易注理《易》及其对朱 (第3/5页)

理之中，并通过各条例义理得以体现。　王弼《易》学是条例义理化的和形上本体化的，同时又是具有内在性的。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说：“自卜商入室，亲受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竞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这话比较王弼《易》和郑玄《易》，认为郑玄“多参天象”王弼“全释人事”揭示了王弼《易》学之具有内在性的特点。　所谓内在性，即认为《周易》卦爻辞的根据在易卦自身，不必到它处寻找；所谓外在性，即认为易卦是对天象的模拟，卦爻辞的最终依据是在易卦之外的天象和历数，而不在易卦本身。内在性与外在性是相对的概念，亦即相对于郑玄《易》学，王弼《易》学是内在性的，相对于王弼《易》学，郑玄《易》学是外在性的。我们可以通过郑、王二人对坎卦的解释，领略到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差别。坎卦六四爻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郑玄注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体在震上，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贰，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会诸侯，主国尊于簋，副设元酒而用缶也。”注中“爻辰”是郑玄注《易》的重要体例，其基本思想，是把周易的三百八十四爻分成十二类，别对应十二辰中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对应方法如下：　上九——戌上六——巳　九五——申六五——卯　九四——午六四——丑　九三——辰六三——亥　九二——寅六二——酉　初九——子初六——未　凡阳爻在初者，如乾卦初九、震卦初九、屯卦初九、离卦初九等等，皆对应“子”凡阴爻在初者，如坤卦初六、艮卦初六、鼎卦初六、坎卦初六等等，皆对应“未”余仿此。爻辰法中从“子”到“亥”之十二辰，最早是与天文相关的历法概念，后来逐渐扩大成含有多种内容的宇宙论系统。在郑玄的时代，这个系统已十分庞大，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备注　十二月十一十二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律吕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中气大雪小寒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　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十二次玄枵星纪析木大火寿星鹑尾鹑火鹑首实沈大梁降娄诹訾《汉书·律历志》　四兽玄武玄武苍龙苍龙苍龙朱雀朱雀朱雀白虎白虎白虎玄武　五行水土木木土火火土金金土水　十二纪仲冬季冬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吕氏春秋》　昏中星壁娄参弧星翼亢心斗牵虚危《吕氏春秋》　旦中星轸氐尾建星牛婺女危奎毕觜巂柳星《吕氏春秋》　爻辰体例的魅力在于，经由卦爻与十二辰的简单配合，凡与十二辰相关的宇宙论内容，就都以可拿来解释卦爻辞，由此获得强大的诠释力。郑玄注坎卦六四，说“爻辰在丑”然后从“丑”联系到二十八宿，说“丑上值斗”斗宿的形状象一把勺子，故有“可以斟之象”这就解释了爻辞“樽酒”之义。仰观天象，斗宿范围内有建星，建星的形状象簋，建星附近又有弁星，弁星的形状象缶，这样又解释了爻辞的“簋”、“缶”之义。在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氛围中，郑玄通过爻辰体例引入天象以解释爻辞，带有神圣和神秘的色彩，很容易得到时人承认。　从郑玄“多参天象”的解释当中不难看出，其《易》学精神，是以易卦为天象历法的一面镜子，易卦通过折射天象运行和上苍的意志而获得自己的神圣性。易卦的根据在天上，不在它自身。这样的《易》学可称为外在性的《易》学。　再来看王弼对坎卦六四爻的解释，王弼注云：“处重险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刚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余应以相承比，明信显著，不存外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注文从始至终全以人事为言，而其内在的思维逻辑则须剖解为三步，即先以人事为例说明卦爻的品格和处境，再以卦爻的品格处境解释卦爻之辞，最后返回人事，根据卦爻辞提出处理人事关系的方案。文中把六四爻想像成一个处于错综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用“承”、“犯”、“应”、“比”、“险”、“正”等词讲该爻的处境“柔”、“刚”、“信”等词讲该爻之品德“处”、“履”、“居”、“得”等词讲该爻之行动，认为“圣人”当初作《易》，根据该爻的品德和处境制作了爻辞，后人读《易》，则应当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审视自己的品德，以符应爻辞。应特别注意的是，王弼完全从坎卦结构和六四爻自身特点出发解释爻辞，没有到坎卦之外寻找任何根据，这是他和郑玄的重要区别。换言之，王弼“全释人事”的实质，是认为易卦的根据在其自身，不在天上，这样的《易》学即可称为具有内在性的《易》学。　从郑玄到王弼，反映着儒学特质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关于这一点，王葆玹先生说：“严格说来，儒学之有内在性，不过是始于曹魏正始时期。在正始玄学家王弼等人著书以前，儒学的性格似主要是外在的。”即是说，王弼的条例义理化的、形上本体化的、具有内在性的《易》学，实际上创立了《易》学中的性理派。在王弼身后，程颐完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三种特质，而朱熹则对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有浓厚兴致，作了纵深一路的挖掘。俯瞰三家《易》学，在儒道之辨、象数义理之辨的表层湍流之下，静静地徜徉着王、程、朱《易》学一以贯之的深沉的性理传统，在这性理传统之下“整个程朱理学都可说是王弼《易》学影响下的产物”　王弼去世后，伴随玄学文化的兴盛，其《易》学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南北朝之际，北方流行郑玄《易》，南方流行王弼《易》，到隋代，王弼《易》逐渐取得独尊地位。《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尊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