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东拉西扯 (第3/6页)

教时间概念很强，计算也很精确，长短远近都有具体的说法。其中劫波时间最长，大约四百三十二万年为一劫；刹那时间最短，大约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之差，也可能万劫不复。一劫不复尚且可怕，何况万劫？要知道，一劫之后，是会有劫火出现的。“世界终尽，劫火洞烧”只留下一片“劫灰”“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这是很恐怖的事。所以“劫”之一词，又引申为灾难。如劫难、劫数、浩劫、劫后余生等。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要遭此灾难，就叫“在劫难逃”相反，若能做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则可谓幸甚至哉。

    涅槃也不是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也叫“慈航普渡”慈航就是幸福的航船。佛教管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因此“慈悲”就是“与乐拔苦”这当然是佛菩萨的任务。只有他们才有此大慈大悲，也只有他们才有此“神通”神通一词，也来自佛教。佛教有“五眼六神通”的说法。五眼即rou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些词我们也都借用，比如rou眼凡胎，慧眼识珠，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等等。此外像因果、因缘、缘起、报应、不二法门，都是佛教名词，现在也都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

    口头禅也和佛教有瓜葛。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之略，意谓“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也叫“禅定”（即禅与定的合称），而主张用禅定来概括佛教全部修习的宗派就叫禅宗。禅定讲“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不需要多说话。如果整天喋喋不休，或并无觉悟，只会说些禅语，那就是“口头禅”了。

    禅宗主张“见性成佛，道体心传”怎么会整出个“口头禅”来呢？就因为佛教有“觉他”的任务。这就要“启智开悟”也就是启迪智慧，使人觉悟。顺便说一句“智慧”和“觉语”一样，也是佛教名词。汉语中原来也有这两个词，但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义。觉悟基本上是觉醒、醒悟的意思，不是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智慧则主要是聪慧、智谋的意思，也不是把握诸法真如涅梁成佛的特殊认识。这种特殊认识或最高智慧又叫“般若”般若读如波惹，正如南无（致敬、礼赞、饭依）读如拿摩，都是梵文的音译（般若的梵文是Prajna；南无的梵文是Namas）；而把智慧和聪明区别开来，则正是佛教的高明之处。

    智慧不同于聪明，也不同于知识。聪明多半不大，叫朽小聪明”；智慧一定不小，叫“大智慧”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所以，要启迪他人的智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就得“破执”执，就是执著，也就是不开窍，认死理，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做“执迷不悟”执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禅宗大师们要破执、启智、开悟，弘法时就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比如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这些惊人妙语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觉悟，至少也让人觉得新鲜好玩，大家也都会跟着学。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四、老母鸡变鸭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微“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ょう，是吴音；京师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不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c）。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