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朝秦暮楚 (第3/5页)

钻。西晋末年，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匈奴、鲜卑、揭、氏、羌，杀过来杀过去，中原地区就很不安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东晋末年，战乱更加剧烈，中原汉人就开始大规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汉人又多次大批南迁。这一次跑得就远了。跨黄河，过长江，越淮河，渡赣水，一直跑到广东、福建，跑到后来成为客家方言区的地方。

    这些南迁的汉人都要经过江西，江西就像是一个中转钻。那时又没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难，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动的，就干脆留了下来。但不管是过路的，还是留下的，也都要把当时中原的方言带到这里。赣中、赣北人说话，原本就既不如吴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现在再让北方官话接二连三这么一搅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结果，赣语就成了非吴非楚非中原的“怪话”

    事实上赣语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显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语拉拉扯扯，东部又和闽语黏黏糊糊，疆域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赣语的语音也怪怪的，浊音都变成了清音，这和普通话是一样的，但普通话中浊音变清音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赣语却一律送气，又和客家话是一样的。长沙人蓝男不分，泥犁却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样。武汉人喜欢用“倒”这个虚词，意思相当于“着”南昌人也这么说：“坐倒”（坐着）、“站倒”（站着）。成都人也说“倒”比如“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这里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而说“坐起”、“站起”同样，武汉人也不说“拿一本书倒（给）我”而说“拿一本书把（给）我”只有在赣语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给”的意思。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江西这地方，先前可没有这样得意过。

    然而这样一来，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吴楚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松散，赣语一刀切将过来，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中唐以后，大批移民从中原经赣北、赣中向赣南挺进，这个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东南一隅，除了往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跳，再没别的出路。

    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和赣语一起“分裂”吴楚的，还有客家话。

    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言。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话也就是移民的语言。不过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说客家话。所谓“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末年）、九世纪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现居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的移民。他们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是出于无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犭 客”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教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