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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执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能不被他知道。我虽然是全权总代表，但我没有银行里的小银行。外汇科跟其他所有科一样属于这个家庭。因此，赫尔曼先生不可能指望找到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泽贝格在一根柱子前停下来，它的两面神头像已经风化了，部分长了苔藓。这个头有两张脸，一张脸向前，展望未来，另一张向后，回顾过去。他沉思地打量着那双面的头像。

    “他会不会估计，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我问“我是指，他会不会估计或害怕——保安公司的那个人对我讲，他无比激动——他会不会害怕有资料失踪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眼下就是这样做的。”泽贝格心不在焉地说“是啊，肯定的，赫尔曼先生有可能担心这个。可这会是什么样的资料呢？如果是那种事关某一桩交易的——让我们假想我真的做了这种事——销毁有关交易的资料对于我也毫无意义，合伙人持有副本。我想，这能说明问题。”

    “是的，”我说“既然为了讨论，我们已经将您自己假想成理论上的作案人，那也就可以推测，您不会将您和另外某个人在银行和赫尔曼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交易的某种资料或其它保密的文字放在您的办公室里…”

    “事实上这是个可爱的假想。”泽贝格说“另外——如果我有什么要隐瞒的东西放在银行里，那我在飞往智利之前无论如何会带上。”

    “哎呀，真的，您去了智利呢。”

    “出席世界贸易大会。会前我还处理了那边的银行事务。会议开始于四月十三日。我三月二十九号就飞过去了。”

    “这就是说，您直到接到莫利托尔的电话，才知道了赫尔曼先生夜里的这一行动。”

    “对。赫尔曼先生遇难后，我一得到消息就马上飞往尼斯，来戛纳照顾赫尔曼夫人。”

    “那莫利托尔的报告为什么会让您那么吃惊呢？”

    “我的天！”泽贝格说，在有双面头像的柱子旁的石凳上坐下来。“您问我这个？直到接到电话之前我当然相信是事故或谋杀，像这儿的所有人一样，包括赫尔曼夫人。”

    “她仍然相信是谋杀。”我说。

    他不听，迅速讲下去：“接到电话后，我只有一个解释：赫尔曼先生不是在寻找某种资料，而是想销毁某些资料。”

    “您说过，这种资料总是有多份复印件。”

    “他有可能想办法全部弄到手，以便掩盖某件事。也许他没成功。也许悲剧因此而发生。”

    “这就是说，您现在不再相信是谋杀或事故了？”

    “是这样，卢卡斯先生。”

    “那您现在相信是什么？请您讲出来！”

    “我相信是自杀，”全权总代表保尔-泽贝格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了。”

    9

    鸟儿在树枝间啁啾，蜜蜂嗡嗡。

    泽贝格说：“我对赫尔曼夫人只字未提此事——她的状况不允许。我实话告诉您我在法兰克福查到的一切吧——是跟格罗塞先生一起调查的。在我最终返回法兰克福之前，他是负责生意的第一代理人。我跟他忙了几个昼夜。事实不妙，但我还是要对您讲。我不在时，赫尔曼先生和约翰-基尔伍德在英镑贬值前买下了英镑，发放英镑贷款，加起来总共高达五亿马克。”

    “您讲出来真是太好了，”我说“因为缉税官克斯勒也查出来了。”

    “您知道了？”

    我点点头。

    “您知道赫尔曼先生是在基尔伍德的委托下买的？”

    “对。”

    “您也知道那不可思议的、谜一样的、发疯的事：赫尔曼没有立即将英镑转抛给联邦银行，再加上那疯狂的英镑贷款，让银行蒙受了四千万的损失？”

    “这我也知道。”我说，心想，泽贝格之所以这么热心地告诉我，也许正如他所说，是因为他别无出路。

    “银行不会因此而动摇的，”泽贝格说“我这期间已经处理好了。一切都继续运行。但是，您理解那些英镑为什么留在我们行里吗？我们为什么发出英镑贷款吗？赫尔曼先生有何计划？”

    “这我不懂，”我说“跟您一样懂得很少。”

    “噢，”他说“您是说，我知道。但是这不对！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知情人没人理解。”

    “知情人，这是指您和那位格罗塞，以及萨冈塔纳、法比安、托威尔和泰奈多斯等先生，对吗？长话短说，泽贝格先生，我也知道，所有这些先生，包括基尔伍德在内，创建了一家跨国公司，这家科德公司，这家生产电子产品的魔鬼公司——以你们的银行为家庭银行。”

    “约翰-基尔伍德是科德公司的全权代理。”他说。

    “是的。”我说，端详着那个双面头像。他会有几百年了？

    “我什么也不瞒您。也不隐瞒基尔伍德常受团体的委托在我们那儿进行的金钱交易，以及在贬值之前购买弱货币的事。只不过赫尔曼当然总是立即将弱货币卖给联邦银行。”

    “您说说，泽贝格先生，您认为这种交易道德吗？”

    “它们是合法的。这才是关键。一位银行家不可以做任何不合法的事。金钱自有其道德。这是我说的，听起来带有讥讽的意味。我不是冷嘲热讽者，但我也不是伪君子。”

    “跟赫尔曼先生相反。”我说。

    “此话怎讲？原来如此！”他咬着嘴唇“看来您也知道了那场报告，他在去我的办公室乱翻之前那一夜在‘法兰克福宫’所作的报告。您是指那次关于银行家的伦理和他对社会的责任的演讲吧，对不对？”

    “对，泽贝格先生。”

    他缄默。我等了好长一会儿，然后说：“您不想评判您的上司。”

    “永远不要讲死者的坏话。”他说。

    “可如果他从事这种生意，他在那儿这么讲就是伪君子了。”我说“您对我讲，金钱自有其道德。我相信，那些把跟金钱打交道当成他们的生意的人完全忘记了，毕竟有数百万的性命悬系在这些钱上。金钱对他们成了一样物体。一个物体没有道德。因此，这些人在他们的职业里就自然地反道德了。不然的话他们经常是或好或坏——就跟普通人一模一样，对，他们有时甚至弥补他们的有意识的或潜在的不快。我想到洛克菲勒、卡奈基，想到他们赠给社会的那些博物馆、医院、学校和藏画，想起他们的资助和需要为大众干的好事——当然只是在其职业范围之外。”

    “您放心地讲出来吧。”他说“您说的极有可能是对的。”

    “这是肯定的。”我说“您对赫尔曼在他的法兰克福演讲之后的行为有什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