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第3/3页)

容，已经离开革命，其结果，不过多卖几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挣得揭载稿子的机会罢了。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７〕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８〕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９〕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

    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１0〕，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辞句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１１〕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看两句冯乃超的剧本的结末的警句：“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四月四日。鲁迅。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六期。

    〔２〕《新闻报》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创刊于上海的日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停刊。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该报曾连载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后收入《集外集》）。

    〔３〕《民众主义和天才》日本作家金子筑水作，ＹＳ译文载《语丝》第四卷第十期（一九二八年三月五日）。〔４〕泰奴（１８２８—１８９３）通译泰纳，法国文艺理论家。他认为：民族、环境、时代是决定文学艺术的三个重要因素。在他所著《艺术哲学》一书中充分发挥了这个论点。

    〔５〕冬芬即董秋芳（１８９７—１９７７），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

    〔６〕超时代当时革命文学运动中部分人提出的文学主张，如钱杏邨在《太阳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号发表的《死去了的阿Ｑ时代》中说：“无论从那一国的文学去看，真正的时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没有不顾及时代的，没有不代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这一点精神就是时代作家的唯一生命！”并批评鲁迅的著作“没有超越时代”〔７〕正人君子者流指新月社中人。他们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攻击革命文学“偏激”是他们的“态度所不容的”又说：“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

    〔８〕黄巢（？—８８４）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曾建立大齐政权。据新、旧《唐书·黄巢传》记载，中和三年（８８３）他率起义军退出长安（今西安），途中受敌人围困，粮食匮乏，起义军曾“俘人而食”

    〔９〕辛克莱在《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一书中曾说：“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刊载冯乃超的译文时，将这句话用大号字标出。列宁曾称辛克莱“是一个有感情而没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二四一页，一九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0〕“稻香村”“陆稿荐”过去上海等大城市有名的食品店和rou食店牌号。

    〔１１〕“昨日的文学家”冯乃超在独幕话剧《同在黑暗的路上走》（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第一号）的“附识”中说：“戏曲的本质应该在人物的动作上面去求，洗练的会话，深刻的事实，那些工作让给昨日的文学家去努力吧。”篇末所引就是这个剧本中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