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西班牙之战2 (第3/3页)

有待于提高。有人习惯在战壕里方便“如果晚上经过时不得不绕道而行那真是令人恶心。”尽管条件十分简陋，奥威尔对这段生活的描述还是充满童趣的，有一种近似伊顿式的调侃口吻：“在黑暗的山谷里不时有几颗子弹嗖嗖而过，像红脚鹬的叫声一样从头顶掠过，感觉还是挺有趣的。”他还写道，接下来的白天巡逻“也不失有几分童子军侦察的趣味”然而，经常和奥威尔在一起的人不免会感到疑问，这到底怎么理解呢？是无忧无虑还是自我贬低的表现？后来你会发现，这些描绘不过是奥威尔对于黑夜穿过西班牙山谷这段体验的感触罢了。与此同时，尽管战争显示出奥威尔身上富有童真的一面，但也赋予他某种权威。由于他比大多数战士都年长而且有在缅甸警察局工作的经历，因而更富有经验。很快奥威尔就被提升为下士，由小分队的指挥，一个20多岁的叫本杰明·列宁斯基的波兰人掌管着10个人，向这些未经训练的战士发布命令。奥威尔在列宁营体验到的第一次革命的纪律远比他预期的更可靠，但是，训练年轻人射击和隐蔽的工作无法让他最直接地接触到战争。

    此时家里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尽管奥威尔1937年头3个月给艾琳的信以及她的回信没能保存下来，但是，其中一些内容可以猜出来，尤其是不停争取在春天出版《通向维根堤之路》一书。由于担心书中第2部分会引起争议，维克托·戈兰茨最初想把这部分完全省略。为此他遭到摩尔和艾琳的强烈不满。后来，他无法拒绝出版此书，同意让步，自己给左派读书会版本写序，以此驳斥了他所认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公正的评述。奥威尔害怕读者会误认为自己的书代表了3个人的观点（戈兰茨、斯特拉切·和哈罗德·拉斯克），成为左派读书会“政策”的代言，1月11日，他又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论述了对于社会主义“弊病”的看法，同时对苏联工会“鼓吹”的工业主义以及把苏联人民委员描述成“匪徒”的“极度轻率”都做了阐述。相比于奥威尔对于典型的社会主义者观点“我对于各种种族的社会主义者都有广泛的接触，但我感觉这个整体还是建立在一个误解的基础上”来说，戈兰茨对其第2段自传性的开头更感兴趣（“实际上，我知道没有哪个中产阶级在书中如此直白地揭示自己是如何不体面地被抚养并形成对自己广大同胞的认识的”）戈兰茨的介绍是一段辉煌时期的描述：思想崇高、真诚、痛苦地意识到对于忠实作者和主题的责任，同时又因为对苏联革命的成就如此外行受到质疑而感到极度沮丧。很显然，尽管这些书能很快地出版，艾琳仍然一直盯着戈兰茨。她在一个月里寄往摩尔办公室的信中表明很感谢书能很快出版，但校对要在出版社进行（以便她要24小时看）并且希望不做太大的“修改”1937年初的其他信件中，艾琳附上了奥威尔来自前线的消息。奥威尔有空从西塔默寄来一张明信片，流露出对当地农民恬淡生活的羡慕之情，即使在房屋几乎被炸弹完全毁坏，他们仍然能平静地生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艾琳透露，奥威尔对于被提升为下士并不觉满意，因为他不得不很早就起床召集卫兵。然而也能获得补偿，那就是“在防空洞里饮茶”

    艾琳刚结婚6个月，没有固定职业，也不再参加在伯克贝克的讲座，她非常想去西班牙。2月初，艾琳出发去巴塞罗那的约翰·麦克奈尔工作室做志愿者，此前不久她最后写了一封信给摩尔，交代《通向维根堤之路》演示稿的事情(包括一份给“丹尼斯·科林斯夫人”的)。内莉姨妈被重新安排cao持店铺。这时，奥威尔的职位已经发生了改变。待在阿尔科比尔英国独立公党小组的3个星期里，由于考虑到英国人在一起比较便利，威廉姆斯和奥威尔被派往蒙特奥斯科罗，与新进入的人员一起，往西几英里就是萨拉戈萨市。奥威尔非常喜欢他的几位新同伴，有一个孤身的西班牙人雷蒙·威廉姆斯的姐夫，以及几个本土的无政府主义者机枪手，奥威尔以一种非伊顿公学男舍监的口吻称赞他们是“一群身心都极棒的人”而他们这些人，除了几个特别的人之外，也都很喜欢奥威尔。奥威尔在西班牙的亲身经历的记述更增添了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来源偶尔也会有所不同。即使在部队，他的着装也没有准则可言，外表怪异而引来众多非议。第一次战后议会中成为工党议员的鲍勃·爱德华兹还记得首次见到奥威尔的情形，他穿着奇怪的装束：“穿灯蕊绒马裤，戴着卡其布绑腿，裹满泥巴的大靴子，一件黄色的猪皮无袖外套，一顶咖啡色巴拉克拉瓦盔式帽，戴一条针织的土黄色围巾，长长地一圈一圈地缠在脖子上一直裹到耳朵边，肩挎一条老式德国步枪，腰带上挂着两支手榴弹。”队伍里的年轻人还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权威或专长：比如说，他能很熟练地取回土豆并在山坡上升起火。有人还记得一次夜晚月下巡逻，奥威尔安慰他：没有必要蹲下，没人会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