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英国之旅：奥威尔和犹太人1 (第2/3页)

其他东西，包括和艾琳的关系（只在《通向维根堤之路》的日记中提及过）以及他最新一本书出版中的不稳定事宜。事实上，关于《让叶兰继续飞扬》的出版问题跟随奥威尔好几个星期了。在奥威尔启程后不久，他接到了一封来自多萝西·豪斯曼的信，她是维克托·戈兰茨的同事。这封信包含了哈罗德·鲁宾斯坦对他提出的各种可疑的通路的解决方法的评论。奥威尔回复了这封信，并把手稿寄给了印刷工。接着在2月中旬，诺曼·科林斯写信给他要作进一步变化，大部分原因与虚假广告有关，这些广告与事实有着让人不如意的关系。这封信非常详尽，甚至超过了奥威尔在月底前需返还的校正过的部分。在那个月月底前，奥威尔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奥威尔很恼火，不仅仅是胆怯的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无能啊——他想知道，为什么没有要求他早些处理这些事呢？——他的愤怒最终在给戈兰茨的电报和给摩尔的信中爆发了。这本书就这样被“毁掉”了，他抱怨道。他与诺曼·科林斯在战争中建立的关系就在这次争吵后再也没有恢复过。首先，他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分心，那些诡辩似的细节会威胁到他的观察，这使他非常生气。当看到戈兰茨所要求的那些变化时，或许会明白他的意思。可是远在150英里之外、完全沉浸在新工作中的奥威尔是不能明白的。

    在1936年的头几个月中，奥威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传统的观点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时，戈兰茨不惜付出大代价委托为奥威尔为他刚刚成立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北上调查一则消息。这次经历和其他的一些事情使奥威尔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信仰者，或者说，至少增强了他本来就对它的兴趣；他的所见所思成为这部书的源泉。事实上，每一部分都需要充足的条件。有着特别橘红色标记的左翼图书俱乐部，就是《通向维根堤之路》最终发表的地方。那个时候的戈兰茨眼中只有这一处风景。其实，出版人、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思查克在午餐桌上酝酿的最初计划的时候只比奥威尔启程早一、两个星期。接下来就是对奥威尔预付款问题。据杰弗里·戈尔所述，奥威尔告诉他，戈兰茨对整个旅行承诺支付500英镑。就奥威尔的要求来说，这笔钱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不仅是平常两年的收入，还够他结婚的费用：他当下就接受了。但是，就我们对戈兰茨的了解，这样的宽宏大量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他非常喜爱奥威尔的著作，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在戈兰茨经手出版奥威尔著作的3年中，奥威尔的总收入也不超过400英镑。为了一个还未成形只能想像的作品付现500英镑，在整个戈兰茨的出版生涯中都是没有过的（金斯利·埃米斯可能会在20年后抱怨他的主办者是如此的吝啬）。而且假如奥威尔突然拿到了两年的薪水，为什么他在1936年的下半年会那么的拮据，并且还兢兢业业做了赫特福德郡村庄的店员来补贴他的文学新闻事业呢？似乎更可能的是，戈尔被奥威尔在他著作出版后从书中赚取的利润弄糊涂了，可能只有50英镑，是戈兰茨在2月和3月中给他补助的差旅费。

    对于这件事不完全了解的另一个标志是，当奥威尔启程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脑海中对要写什么只有最模糊的印象。他对里斯报告，整整4个月的旅行，他收集了许多数据，记录了许多笔记“尽管他还没有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们”到了10月份，他回来半年后，他思忖着写一本散文集。在这段时期，从戈兰茨写给戈尔的信来看，戈兰茨想知道奥威尔决定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交付委托的手稿。如果他最终的目的在这个阶段还未完全确定，那么这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赞许或是对它最真实的理解。譬如，为奥威尔介绍的人之一的里斯被描述成“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着显著的表现”奥威尔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距离可以同禁酒运动和妇女运动相比较。以相同的方式，在利物浦做的有关市立住房政策的调查，尽管是保守派鼓吹的但对他而言，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激起了他的一些不太专业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十分容易的。奥威尔对于政治的看法，正如他计划要写的那种书籍一样，都在坚持自己的思想。

    那么，首先是什么驱使他去英国北部的呢？就像大部分的近代历史现象一样，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后一段时间的经济不景气为许多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许多作者出自工人阶级。还有一些是中产阶级的旁观者。这种分裂的观点在奥威尔的作品以及他的读者中都有反映。以工业中心兰开夏和南约克郡为主，在20世纪30年代在杰克·希尔顿让奥威尔去的维根，失业率占到人口的25％到30％之间——大萧条时期有助于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这个过程也颇具有讽刺意味。比如说莱斯利·霍沃德，如果他没有失去泥水匠的工作，那他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沃尔特·格林伍德写了《失业救济中的爱》（1933），这本书至今仍是同类作品中的经典；而他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