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英国之旅：奥威尔和犹太人4 (第3/3页)

为他是犹太人。

    接下来的10年中，犹太人经常出现于奥威尔的日记中。1931年夏天，奥威尔在出外旅行的途中，遇见了“一个18岁的利物浦犹太小男孩，他简直就是一个街头流狼儿。我想我从来没碰到过比他更让人讨厌的人，”奥威尔在日记中认真地记着，接下来继续描述了他的反感“这张脸让我想起某种肮脏的专吃腐烂尸体的鸟。”也许最令人称奇的还是1940年10月的一段反映战时伦敦地铁混乱状况的记载。由于当时“有如此多的犹太人，远远多于一般在人群中可看到的人数”因而奥威尔认为，犹太人“不好”的地方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引人注目，而且还由于他们喜欢故意招摇。他尤其对一次所见的情景感到厌恶“一个神色慌张，像滑稽的漫画人物似的犹太女人”一路磕磕跘跘、连碰带撞任何拦着她路的人，奋力挤出牛津马戏团站。现在，极为可能的是，这个受质疑的女人很像《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临时演员，场景也和奥威尔记录的一样。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21世纪的读者读到这没有不咬紧牙关的。

    如果说30年代的传闻唤醒了人们对于正确看待犹太人问题的良知，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得犹太人不可避免地在纳粹欧洲受到迫害。当时也有关于战后情况以及可能建立犹太国家问题的争论。“犹太人”不再是英国漫画书中经常出现的卑鄙角色，而是人与人之间为恶的象征。对此奥威尔总是不断提及，他自己就有无数犹太朋友（诺斯特勒、菲维尔），犹太出版商（戈兰茨、沃伯格），以及犹太同事（《论坛报》的乔恩·金奇和伊夫林·安德森）。毫无疑问，这也会促使奥威尔思考自己对犹太人的态度，对此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过去自己对此说过什么。“我确信菲维尔一定认为我是反犹太主义者，”奥威尔在一封给朱利安·西蒙斯的信中大胆指出这点，而后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有二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罗伊·富勒也曾抱怨一个《论坛报》的评论员称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也更加认定，在文章中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地提及犹太人，要想不引起麻烦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威尔大约从1944年开始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可以看作是对过去就此问题思考不足的弥补。在《当代犹太人记录》中有段奇怪的描述，他在书中回忆起20年代在缅甸仰光被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搭话的情景“他的举止和外表很难描述”“我是个犹太人，先生，”在回答问话时，那男孩解释道。“他公开承认了，”奥威尔在和同行的朋友讨论时指出。然而，他仍然对反犹太主义的广泛根基，以及对认为这并非没有任何基础的观点而感到好奇。1944年《观察家》的一篇关于两本犹太主题书的评论中对“真正的反犹太主义，一个本质上很神奇的信条”和一种对于异域事物单纯的畏惧做了区分。在奥威尔看来，这个问题是解释为什么有着前基督渊源的犹太人会受到迫害，而且它在其他相同的迷信教条纷纷消失的情况下却依然保持。两周后，奥威尔在《论坛报》中又重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左翼对于反犹太主义态度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对此问题的过于理性。然而，这永远无法解释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怨恨，它们一直贯穿于英国文学作品以及“若在希特勒掌权期间创作被称之为反犹太主义”的大量文章当中（当然也可能包括奥威尔自己的作品）。

    然而，将奥威尔归为“反犹太主义”行列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对于犹太人的所思、所写极为复杂。奥威尔曾暗示过，只要我们知道犹太人不会死在煤气炉里，侮辱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托斯科·菲维尔，一位长期基本上对于奥威尔在犹太问题上的态度表示理解的医生，仍然记得那次关于T。S。艾略特早期诗歌中描述“犹太人”的争论。奥威尔认为，这些诋毁“在当时看来是可以接受的”菲维尔认为，奥威尔反对建立犹太人国家——但是，他认为，东欧战后对犹太人命运的态度过于冷淡——他们曾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这源于1945年的一篇名为《冤冤相报不得人心》的文章，也是奥威尔对德国南部前集中营考察后所做的报告，在那里，他目睹了一个穿着美国军官制服的越南籍犹太人（一直被归为犹太人）正踢一名被俘的党卫军人。令菲维尔质疑的是，这是历史上最为残酷的罪行之一，而奥威尔对此的一段描述却如此简单地一笔带过。而且，为什么因为他来自越南并穿着美国军服就叫他犹太人呢？然而，奥威尔对这种指责也感到有些讶异，他认为菲维尔过于敏感了。可是，这些质疑还是有效果的。在接下来5年时间里，奥威尔没有提及任何“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