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战俘 (第4/10页)

  明叔至今还记得父亲挎着包袱跟随民兵远去的背影，还记得追随着这个背影的一双双含着泪水不敢叫它流出来的眼睛。背影就要消失在保定巷尽头的时候，大家才忽然想起没有任何人向老人说一句送别的话，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他临别的叮嘱作出回应。姨父好像刚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忙说：“明，你快去…快去送送咱爹！”

    明叔说，他从火车站回来时，西屋一片哭声。贺奶继续用记忆折磨自己“我知道…他回不来了…我在黄河北见过…再不会有他了…”

    客厅里，只有刚刚下班的三姨陪着姨父，三姨的眼圈红红的，劝慰姨父说：“你也想开点儿嘛，我们也搞过‘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嘛，也错批错斗过不是？我们也得总结教训不是？…”

    姨父看见明叔回来了，急急地问：

    “给爹戴铐了没有？”

    “没有。”

    “车上有座位没有？”

    “爹有座，他俩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把守着过道。”

    “爹又说啥了？”

    “爹不说话。我跟着火车，跑到站台尽头，爹也没有扭头瞅我。哥，我看咱爹…”明叔忍不住抽泣起来。

    “不哭，不哭，咱爹咋了？”

    “咱伤了爹的心了！”

    一颗最顽强的泪珠从姨父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眼眶里拱了出来，但他毅然用手掌消灭了它，站起来说：“唉，淮河又要闹事了，有个会我不能不去！”他向门外走着，又回过头，用恳求的口气说“明，你在这儿多住几天，陪陪咱妈！”

    我曾胆怯地向姨父提起这件遥远的往事，表示我对贺爷迟到数十年的同情。姨父总是立即止住我的话题，说：“他回去并没有受多少委屈，批批斗斗、走走过场就是了！”

    但我没有勇气告诉姨父，我对坡底的访问得知，即使那是一次比较文明的批斗，也让贺爷经历了一次心灵的炼狱。

    民兵带着贺爷走过贺家大院的旧址，那里早已变成了国民党还乡团制造的一片废墟。而且贺爷知道，六年前，他的二哥、二嫂让那个披戴着国民党上校军衔的儿子送回家乡，也曾面对着同一片废墟。二哥受不了这样的刺激，摇头顿足，哭呼苍天，吐血数盆，猝然昏倒，再也没有醒过来。只半年，二嫂也跟着二哥进了坟地。贺爷只是在他面对贺家大院的一片废墟时，才十分具体、十二分真切地发现，自己早已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且是一个被国民党的省主席宣布为“豫西祸首”的无产者。现在，他必须接受他所皈依的那个被压迫阶级的清算。

    村巷两边的村民在贺爷面对废墟时才与他作出了同样惊心的发现。他在民兵的押送下，目不斜视而又不无感伤地从废墟前边走过。村巷两边，是一双双沉默和惊愕的眼睛。有的眼睛里也夹杂着对于任何一个曾经阔气过、神气过而终于触了霉气的人都会表现出来的快意。没有问候，没有呐喊，没有叹息。只有押送贺爷的民兵将手按在“二八盒子”上，向所有的眼睛炫耀着“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权威，表现着完全合乎情理的自豪，喊叫着：“看看，俺从省城大官儿的高门楼里，硬是把他揪回来了！”

    贺爷说，他听到这一声呐喊的时候，甚至产生了对他的长子——那个共产党的“省城大官儿”的崇高敬意。哦，只有共产党的省级官员才可以把自己的老子如此顺从地交给民众。贺爷感到，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既合理、又普通的事情。他的心情逐渐镇静下来，开始迈着稳健的脚步穿过变得陌生的村巷。

    但是，当他被押进村西奶奶庙的时候，他对自己所作的一切心理调整却受到致命一击而轰然瓦解了。因为他看见，用麻绳背绑着的赵双贵正鼓突着惊愕的眼珠盯视着他。赵双贵是从县南的一个山洞里抓回来的游击司令。他面黄肌瘦而虎视眈眈、惊骇不已而又喜不自胜地向贺爷打着招呼：“你好啊，贺司令，没想到你会回来陪我！咱俩咋又变成一根绳拴的两个蚂蚱啦？哈哈，哈哈哈哈…”赵双贵大笑不止，民兵用枪托戳他，也制止不住他打从心眼里爆发出来的怪笑，笑得浑身打着哆嗦，笑出了浑浊的眼泪和两条蚰蜒样闪光发亮的鼻涕。贺爷被怪异的笑声震颤着，如有无数条毒蛇吐着猩红的信子、曲身勾首地死缠着他。他头昏脑胀、肝胆俱裂，像一个没有放稳的布袋栽倒在奶奶庙里。

    贺爷醒来时，赵双贵的脖子后边已经插上了“亡命旗”正被民兵揪着胳膊架出去。赵双贵依旧虎视眈眈地望着贺爷，得意地发话：“贺司令，我在东河坡奈何桥上等你，哈哈哈哈！…”

    贺爷听到了一声枪响，天空上滚动着人的笑声。

    贺爷再次醒来时，一个陌生的媳妇正在民兵的监视下用勺子喂他喝汤。

    “你是谁？”

    “三叔，我是你侄儿媳妇。”

    “不对，我家早没人了！”

    “有哩，三叔，我是石子屋里的，你还有个侄孙子也在哩！”

    贺爷哭了。他终于想起，在贺家三代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以后，一个没享过贺家一天福的年轻媳妇心甘情愿地来贺家受苦，带着一个没了爹的孩子，等待着一个没有音讯的丈夫。她是贺家惟一的还能喂他一口热汤的反动军官家属。

    斗争会是在关爷庙戏台上进行的。这是关爷看戏的地方。关爷在这个戏台上看过一幕幕历史的活剧。贺爷和姨父都在这个戏台上扮演过历史交给他们的各种角色。贺爷过去不曾想到过，他必须认真扮演一个被民兵押上戏台的角色。坡底的老乡亲说，关爷并没有因为贺爷把他“请”出了关爷殿而幸灾乐祸，当贺爷被押上戏台的时候，那块写着“忠义千秋”的匾额水汪汪地泛潮，有晶亮的泪珠滚下来。

    由区委刘书记亲自主持的斗争大会，开得比较文明。坡底镇的群众没有发生任何试图危及贺爷生命安全的举动，民兵将贺爷押上戏台以后，也像没事人儿似地抱着长枪，蹲在戏台两边当了看客。贺爷用他苍凉的声音有条不紊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第一条，他作为县保安大队长清剿土匪时，混淆过土匪与民众的界线，镇压过因饥荒而“拉杆儿”起事的农民；第二条，贺家有二百多亩土地、三个店铺和作坊，有长期的地租、雇佣和商业剥削；第三，在五支队接受共产党的改编以前，所混入的地主“看家”武装曾为非作歹、扰村害民，他作为五支队司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农会的一些积极分子对贺爷交待的三条罪状似乎毫无兴趣。一个叫财娃的贫农跳上台来喊叫，难道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