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突出重围 (第6/13页)

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成都市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队伍中的一员。1997年，年仅35岁的宋朝华担任了大邑县委书记，2002年调到新津。当了两县两任书记，宋朝华应该很有些话可说。

    照例还是要“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其实我说这话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底。我深知，作为县委书记，一点官话、套话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基层干部，只讲官话、套话，是不行的。基层工作是很实在的事情。不要说只讲官话、套话，就是只讲宏观都不行。宋朝华就有一个观点：只讲宏观，空谈误国；多讲微观，实干兴邦。果然，说起新津县的城乡一体化，宋朝华讲得很实在。

    宋朝华告诉我，成都的特点，是大城市带大郊区，全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五城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第二圈层近中郊区，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县。第三圈层远郊区，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新津。新津地处第三圈层，综合经济实力与第一圈层有明显差距，比第二圈层略有不足，但在第三圈层还说得起话。自然资源，有山有水；经济发展，工业基础较好，民营经济发达。所以我们提的口号，是“领跑三圈，融入二圈”这就需要加快发展，尤其要在推进城乡经济同发展、共繁荣上下工夫。再说，新津总人口近30万人，农业人口近22万，仍然是一个农业县“三农”仍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就要结合县情，找准结合点。新津的特色经济是什么？就是民营经济。新津的民营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工业要发展就必须集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不行的。但是这很困难。全县12个镇乡的大部分企业都愿意在本土发展，要把它们全部搬迁到园区，相当于一场革命。

    我问，那你们怎么办？

    宋朝华说，靠政策引导。我们有两个政策。第一个叫“三分政策”就是把落户乡镇和异地落户项目的引荐乡镇，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招商引资任务数和项目税收三个方面，都按三七分成，调动了乡镇和部门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第二个叫“三不政策”就是对不按规划要求选址的项目，规划不审批，计委不立项，建委不报建，促进和保证了新引进工业项目全部落户园区。

    我笑了。呵呵，软硬兼施。不过工业要向园区集中，必然涉及搬迁问题。一般说来，工业园区多半在城关。城关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远郊贫困地区是比较好的。这些年，城关附近的农民依托城市，往往先富了起来。不少人盖了新房子，有的还盖得很好，哪里肯搬？搬迁原本就是大难题，城关农民的搬迁只怕更是难上加难。倘若农民不肯搬，又如之何呢？难道也搞“三分政策”和“三不政策”不成？

    宋朝华也笑了。他说当然不行。工业向园区集中，采取一些引导性、限制性的措施是应该的，但农民向城镇集中必须自觉自愿，强制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我说是啊，那就等于搞“集中营”了。

    宋朝华对我“集中营”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强调的是：“强扭的瓜不甜”不甜就不和谐。因此不能“硬搬迁”只能“软着陆”

    我问，那你们咋整？

    宋朝华说，先要算清账。过去常提三句话：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可见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工业要发展，就必须向园区集中。集中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县，富县才能富民，富民才有和谐。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和谐更无从谈起。我认为，一个地方，一个县，不管GDP有多大，财政收入有多高，城市建设有多漂亮，真正的政绩关键还是要看农民富不富。如果农村没有变化，农民没有富裕，政绩就是虚假的。过去，我们一直在提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但提了这么多年，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在增加，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落实富县的措施多，落实富民的措施少。县城经济在发展，但农民没有富，自然骂娘的就多，怨恨的就多。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路，通过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富县和富民，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我说，你的意思是，工业集中发展不但解决了富县的问题，还解决了富民的问题？或者说，要想富县又富民，工业就必须集中发展，农民就必须集中居住？

    宋朝华说，正是如此。表面上看，工业向园区集中导致农民失去了土地，实际上却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结束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日子。同时把他们集中到安置小区居住，又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再通过政府的培训就业工程，把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真正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身份变了，生活变了，观念变了，收入也提高了。过去一个完全务农的农民，一年所有收入加起来真正要达到4000元非常困难，现在一年仅打工的工资收入都上万元，应该说是成倍增加。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你们的账算得是不错，问题是农民认不认账，买不买账。

    宋朝华承认我的担心有道理。他说，农民都是“见水脱鞋”的。他们也讲道理，但更讲实惠。他觉得讲实惠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追求务实和谐、实惠和谐。不给农民得到实惠，是不可能和谐起来的。你要拆他的房子，你要征用他的土地，又不给他好处，他怎么和谐得起来呢？

    我问，那你们给农民什么实惠？

    宋朝华说，这里面也有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过去我们有个教训，我们都是等项目来了，才开始拆迁，让农民住过渡房，一年两年都没有房子给他，往往都让农民去投亲靠友，甚至在路边搭简易过渡房，没有现房可以安置，造成了很多矛盾。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政府就没有威望了。我们跟农民许愿，说房子多久要建好，拿几张规划图给农民看，说我们的房好漂亮哦，农民都说我们是骗他们的。

    那是当然了，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种事情以前多了去，农民吃一堑长一智，也学乖了。你不放兔子，他当然不撒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