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 (第2/2页)

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８〕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sao了！”“头子”而“老”“牢sao”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sao”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９〕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写给《现代中国》（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１0〕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１１〕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CC

    〔１〕《改造》日本的一种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东京改造出版社印行。〔２〕伊罗生美国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国论坛》（每月发行一期或两期）的编辑。

    〔３〕《社会月报》综合性期刊，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上海社会出版社发行。〔４〕《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起初接受政学系的津贴，一九三五年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编辑。

    〔５〕《自由谈》上海《申报》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创刊。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后，先后由黎烈文、张梓生主编。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常在该刊发表文章。〔６〕《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主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７〕《生生月刊》文艺杂志，李辉英、朱荢园编辑，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只出一期，上海图画书局发行。

    〔８〕姓沈的“战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学家、戏剧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９〕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曾创办话剧团体南国社，后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１0〕《文学》月刊，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１１〕《漫画生活》刊载漫画和杂文的月刊，吴朗西、黄士英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