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2/3页)



    乌黑的枪口向牢房里扫描了一遍，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子弹好似从胸膛顶了进去。

    “喂，王班长，工富海。”小顺子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先打招呼“宋副…哦，三反分子宋征快玩完儿哪！mama的！你们要不赶紧想办法，专政就专不成啦！”

    “人都在不在？”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害怕，王富海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人一个不少，可你们要不快叫医生来，马上就要少一个啦！”

    “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医生吗？”停了一会儿，王富海问道。

    “报告班长，”李大夫知道指的是他“可是这里又没有亮，又没有药，连水都没有一口，叫我怎么办？班长，连里有医生，医务室设备还是不错的，他要是死了，这个，这个…责任可不轻呀！”

    那时，给这个武装连队配备了军医。外面的王富海显然在犹豫，几分钟以后，他恢复了往常那种严厉的口气：

    “小顺子，你把人看好，少一个就找你！我去请示连首长。”

    “行呀，行呀！mama的！只要你把医生找来，少一个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使。mama的！”

    王富海哗哗地走了。一股清凉的、甜丝丝的夜风从王富海打破的玻璃缺口吹进来，小顺子扑到缺口旁，畅怀地呼吸着。我也下了炕，蹚水走到窗前。

    夜空，出现了点点胆怯的星光，黄黄的，一闪一灭。一片钢青色的浩渺的水，一直伸展到深奥莫测的浓黑的夜幕里。我们这间孤独的牢房，像一条搁浅的破船，沮丧地被围在一片汪洋中间。几声清脆的蛙鸣，又引起我对mama的思念：那一条铺着碎砖的小路，那一堵残破的颓垣。这么大的雨，家里的房子会漏的吧？要是mama病了，谁来给老人家做饭呢？mama常常催我：“快三十的人了，该找个对象成家了。要是我病了，谁来给你做饭呢？”mama担心的，只是没人给我做饭，倒不是她没人服侍。平时，她老人家一分一分地节省，总想抠下一点钱给我结婚。但是，在省城里要养活两口人，水要钱，电要钱，房要钱，五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下来已勉为其难了，结婚，又怎敢妄想呢？蹉跎至今，形单影只，连女朋友都没有找过，青春，就在刻苦的自我改造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中悄然流逝了。现在，又被不明不白地送到这个死地，在暴雨下经历了一次炼狱的火，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抨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引用的一位法学家的话“一个人为了一个罪，在一生中数次受罚，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不禁愤愤不平起来。再想到刚刚经历和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的险恶，更是不寒而栗；对自己、对人，都产生了忧虑、绝望和恐惧。mama过去常夸我心软，是个善良的孩子，不知怎么，我现在觉得我的心突然变坏，变硬了…

    这窗前多好。这里没有氨臭，这里的空气甜丝丝的…这里有夜空…这里闪烁着星光。星光逐渐近了、大了，星光中有mama的脸…mama提着小木桶，在铺着碎砖的小路上蹒跚…

    我就这样站在窗口睡着了。

    “多事！多事！多事！…”

    突然“多事先生”在梦中大叫起来。我揉揉眼，才发现肮脏的玻璃上透过了微微的晨曦。我的头脑发胀，两腿酸麻，只得仍疲乏地靠在墙上。

    “唏…唏…”这次不像是“多事先生”我看见李大夫在炕上躬着腰，颤颤巍巍地不知在摸索什么。

    “怎么哪，李大夫？”

    “唏…唏…他死了呀…死了…”

    “什么？”“啥？”炕上的人，除了“多事先生”全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原来他们也被“多事先生”吵醒了。

    “怎么可能？刚刚他还是好好的。”“残渣余孽”说。

    “是死了呀，”李大夫带着恐惧的哭音“刚刚…我早知道…”

    “啥‘刚刚’！”小顺子喊道“现在是啥时候了，还‘刚刚’，天都快亮了！医生为啥不来！mama的！医生为啥不来？！mama的！”

    我们这才从梦里清醒：医生为什么不来？！现在离王富海走时起码过了四个小时。

    我们又一齐围到宋征身边。马力不信似地摸摸他的鼻子，又摸摸他的胸口，颓丧地说：

    “就是，心口都冰冰凉了。”

    死了。生与死的界线只此一步。早上出工的时候，小老头还腆着大肚子，自得其乐地、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对我说，劳动就是好，现在他吃得香了，肚皮小了，老婆对他不满的烟也戒了，还学会了打炉子打炕；他深刻领会了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他还能再活二十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还没走到桥头，他就被喊了回去。而现在，他的“心口都冰冰凉了”

    “呜呜…”“残渣余孽”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他是个好人啊…呜呜…是个好人啊，说我是反革命还差不多，他是不会反的呀…呜呜…”

    “残渣余孽”在军阀的枪械所做了十几年工，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一直在这个农场的机修厂干活。有人嫌他历史上有污点，借故降了他一级工资。他跑去找宋征。宋征一个电话，那人只得乖乖给他复了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那人一跃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小头头，就把他送来武装连关迸牢房。罪名是“和宋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他的悲哀，是真挚的。

    “呜呜…宋副师长死得冤啊。呜呜…宋副师长死得不明不白啊。呜呜…”

    看到一个身经百战的、军龄党龄比我年纪还大得多的人，一个踏踏实实、平易近人的老革命，就这样被一群无知的人、寻开心的人、有野心的人踢来打去，还不知用什么方法致了内伤，终于死在这凄风苦雨之夜，死在一片洪水之中，死在一群陌生的“犯人”之间，而且死前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死后家属又无法抚尸，只有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他致悼词，为他鸣冤叫屈，我也不禁潸然泪下了。想起他弥留时的呓语，看到这样一个老革命在死前的昏迷中仍这样虔诚、真挚，不敢对施加于自己的凌辱表示一点异议和怀疑，我更感到自己像虫蚁一样地渺小和无力，更对凌驾于我之上的这种恐怖力量敬畏如神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蹲在尸体旁的老秦忽然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