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 (第8/9页)

周三代的道。《诗经》说：“皮做的箭靶已经举起来，张弓拉箭，众射手两人一组并肩齐射，献上发矢中的者的功劳。”这是说尊崇射箭中靶的技艺啊。愚昧的我听说圣明的君王聚会众人射箭是用来显明教化，没听说挟带弓箭受到禁止。况且之所以建议禁止挟带弓箭，是因为盗贼用弓箭去攻杀掠夺。攻杀掠夺的罪是死刑，可是仍然不能制止，这是因为亡命之徒本来就不怕严刑重诛。臣恐怕jianian邪之徒挟带弓箭，而官吏却不能禁止；善良的百姓用弓箭来自卫，却会触犯法禁，这是助长盗贼的威风而夺取百姓自救的武器啊。我私下认为不准百姓带弓箭无益于禁止邪恶，却废除了先代圣王的常法，使学者不能学习施行射礼，非常不便利。

    上书奏呈以后，武帝用来诘难丞相公孙弘。公孙弘承认自己理亏，服从吾丘寿王的见解。

    到后来在汾阴得到宝鼎，武帝把它看作是祥瑞的象征，呈献于宗庙，珍藏在甘泉宫裹。群臣都给武帝祝寿庆贺说：　“陛下得了周朝的宝鼎。”衹有吾丘寿王说不是周朝的宝鼎。皇上听说后，召见吾丘寿王责问他，说：　“如今朕获得周朝的宝鼎，群臣都认为是周鼎，衹有你认为不是，为什么？有解说就行，没有解说就死。”吾丘寿王回答说：　“臣怎么敢没有解说！臣听说周朝的德行创始于后稷，滋长于公刘，扩大于文王之祖，成功于文王、武王，显扬于周公。德行恩泽显明于上天，滋润天下就像泉水从屋顶往下漏，没有达不到的地方。上天显现报应，宝鼎为周朝出现，所以叫做周鼎。如今汉朝从高祖刘邦继承周代的传统，也是德昭行显，布恩施惠，六合之内和睦同心。到了陛下，扩展祖宗的基业，功德更加昌盛，天瑞一齐到来，珍祥全都出现、、从前，秦始皇亲自在彭城寻求实鼎却没能得到，天保佑有德明君而使宝鼎自己出现，这是天以它来扶兴汉朝，是汉朝的宝鼎不是周代的宝鼎呀。”皇上说：“讲得好。”群臣都高呼万岁。当天，武帝赏赐给吾丘寿王黄金十斤。后来，吾丘寿王因事获罪被杀。　主父偃，齐国临茁人。他学的是长短纵横之术，晚年才学习《易》、《春秋》、百家之说。游学于齐国读书人之间，儒生们一齐排斥槟弃他，他在齐不能容身。家裹很穷，无处借贷，于是他北游燕、趟、中山，都没有人厚待他，客居异乡，非常困窘。他认为诸侯们没有值得游说的，元光元年，便西入关中，谒见将军卫青。卫将军多次对皇上说起他，皇上一直没召见。主父偃无钱可用，在京城逗留时间久了，诸侯家的门客大都讨厌他，于是他就向朝廷上书。奏书早晨送到皇帝那裹，晚上他就被召进宫中拜见皇帝。奏书中讲了九件事，其中八项是律令方面的问题，一项是谏阻征伐匈奴，文中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讨厌恳切的规劝来增广见识，忠臣不逃避严厉的责罚用直言诤谏，因此事无遗策而功名流传万世。现在臣下不敢隐藏忠言、逃避死罪，以奉献愚计，希望陛下赦臣冒昧之罪，并稍微鉴察一下我的见解。《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战必危。”天下已经平定，天子的军队高奏还师振旅的《大凯》之乐，春猎秋狩以习武事，诸侯春季整军，秋天练兵，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发怒是违逆之德，兵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是微末小节。自古以来人君一怒必定死人流血，所以圣明的君王慎行其事。务求打仗胜利、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招来悔恨的。从前秦始皇凭藉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列国，统一海内，功绩可比夏、商、周三代开国之主。他致力于打胜仗没有休止，要攻打匈奴，李斯谏阻说：“不行。匈奴没有城郭居邑，没有积聚处所，流动迁徙像乌一样飘忽不定，难以控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然接济不上；运粮而行，粮重难运，解决不了问题。夺取匈奴的土地，不能用来生利；俘获匈奴的民众，不能征调用来守卫。战胜匈奴必定要抛弃他们，这不是为民父母应做的事。使中国财力枯竭，而以攻打匈奴为乐。这不是完备之计。”秦始皇不听规劝，于是派蒙恬率兵攻打匈奴，拓地千里，以黄河为边境。那裹本来就是盐碱地，不长五谷。随后，秦始皇又征发天下丁男戍守北河。军队在外驻守十几年，死者不可胜数，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北进。这难道是因为人马不足、装备不齐吗？是客观形势不允许啊！又使天下百姓急速运输粮草，从遥远的黄、肿、琅邪等靠海的郡县，转运到北河，一般发运三十钟粟，衹有一石能运到。男子拼命耕种，满足不了粮饷之需，女子努力纺织， 满足不了帷幕之求。百姓财穷力尽，孤寡老弱不能养活，路上死者相望，大概由于这个缘故天下开始反叛秦朝。

    到高祖皇帝平定天下，略地到边境，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外，就要去攻打。御史成劝谏说：　“不行。匈奴行踪多变，一会儿像野兽聚合，一会儿又像鸟雀飞散，追赶他们如同捕捉影子。现在以陛下盛德去攻打匈奴，臣私下认为十分危险。”高祖皇帝不听，于是领兵进至代郡的山谷，果然发生了被围于平城的事。高祖皇帝很后悔，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才没有干戈纷争。

    所以《孙子兵法》上说：　“兴师十万，曰费千金。”秦朝时经常在边境屯驻兵民数十万人，虽也有过歼灭敌军、斩杀敌将、俘获单于的功劳，恰好足以结怨匈奴，加深仇恨，却不能够抵偿天下的耗费。匈奴盗掠侵袭，是用以谋生的手段，天性本来如此。上自虞、夏、殷、周时代，就从来不向他们征课赋役，不加督察责罚，以禽兽看待他们，而不看作人类。上借鉴虞、夏、商、周时的经验，却往下因循近世的失误，这是臣深感忧惧之事，也是天下百姓痛苦之事。再者军队久居于外，就会发生变乱，所做的事太艰苦，人们就会思虑变革。使得边境上的百姓凋敝愁苦，将吏互相疑忌而与敌暗通，所以尉佗、章邯得以实现自己的野心，可是秦朝的政令却不能推行，因为权力被尉佗、章邯二人瓜分，造就是得和失的证明啊。所以《周书》说：“天下安危在于天子发布什么样的号令，国家存亡在于天子使用什么样的人。”希望陛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加以考察。

    当时，徐乐、严安也都上书谈论国事。奏书送呈武帝，皇上召见三人，对他们说：　“诸位从前都在哪裹呀？为什么我们相见这么晚啊！”于是任命主父偃、徐乐、严安都为郎中。主父偃多次上疏言事，皇上下令迁升主父偃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当中提升了四次。

    主父偃向皇上进言说：　“古时候，诸侯的土地不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