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心灵独白4 (第4/5页)

免有这样的疑惧：假如理发匠忽然疯狂了呢？”这是休漠式的怀疑主义人生观。

    宋代诗人黄庭坚却赋诗云：“养性霜刀在，闺人清镜中。”写理发师如写大侠。这是纯粹审美的人生观。中国士大夫比西方知识分子过得潇洒快乐多了。

    在经济地位上而言，学生属于最穷的那一类人，与下岗工人、民工并列。一些老先生看不惯青年学生跑出校园去挣钱，指责说不安心学习。殊不知，衣食不足，安能做学问？德高“忘”重的大教授们功成名就，享受津贴，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了。

    对于金钱能否正确认识，可以判定此人是否虚伪。契珂夫不到而立之年写出名作《体原》，获得1000卢布，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契河夫深知清贫的味道不好受，在努力挣钱的同时，一直为改变青年作家的物质境况不遗余力地奔走。他直截了当地说不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年轻时花天酒地，到老来倒摆出道德家的面孔说“拥有财富等于盗窃”契柯夫却说，自己很高兴有别墅和大片土地。“倘在辛苦之后，一觉醒来，突然变成资本家，应是人间乐事。”

    谁否定人的正常欲求，不管他的调子有多高，我都十二分地警惕他，如同警惕法西斯分子。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潜藏者、深居简出者、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k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

    受到压迫必然会感觉到痛苦。对这种痛苦一般有两种对策：一种是笨人，为摆脱痛苦奋起抗击压迫，结果挣脱手铐，迎来枷锁。另一种是聪明人，想方设法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些压迫是必要的，对自己善意的。

    我是个学不聪明的笨人。

    被我视为小希特勒、小斯大林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终于众叛亲离，被捕入狱。他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泰耶说：“你不知道我每天受的是什么罪！”反复抱怨自己被囚在满是蚊虫的监狱里。当对方问及300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波尔布特瞪大眼睛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大恶人是不会后悔的，波尔布特希望能够“平静地死去”对于宋成事件，被杀的宋成及其14个家属，波尔布特说：“那些人，那些孩子，我没有下令杀他们。那是我们将计划付诸实施时犯的一个小错误。”

    终于看到了波尔布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左半边身子瘫痪、左眼失明、满头白发、满脸浮肿的老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要是不知道他是波尔布特，我也差点要动恻隐之心了。

    走投无路的独裁者比无家可归的丧家犬还不如。与波尔布特～样嚣张的家伙们，真该欣赏一下同僚的照片。

    袁中郎曰：“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入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鲁迅依然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懂得此理，可少写少看学术论文和长篇小说也。

    契柯夫《第六病室》中的医生，仅仅因为喜欢“思想”想逃出无从脱逃的生活牢笼，却被看作有精神病，关进病室之中。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没被关进第六病室，我太幸运了。

    食物与自由既相对立又相似。食物既可以使人感到肚子饱，又可以使人感到精神上不满足。因此“拿起碗来吃rou，放下筷子骂娘”是正常的现象。

    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的可贵，失去时才发现必不可少。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宫大院里的高官显贵，不是胸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是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原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契合或对峙。了解、观察。品评与体味，此后反刍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出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胡建学在泰安推出《胡建学选集人不愧为孔子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得高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象高大。别的地儿，能孕育出这样高层次的贪官来吗？

    一旦爱情进入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人性中的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

    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便是用“真理”来解释残忍。

    中国的道德是以不承认人的弱点为前提的。

    这样的道德最终成为杀人的利器。

    不强迫每一个学子都成为思想斗士，但决不能扼杀那一两个想成为思想斗士的学子。这是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只有梁山泊才强迫每个人都入伙革命，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张想呼喊的口。

    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坚定自己的选择。

    想约师兄沈源写篇稿，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他在回信中说“作为记者，我可能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

    把这样揪心的话写出来，需要怎样的勇气呢？跟我一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一名国政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某系当上了团委书记，顿时摇身一变，从当年痛恨教官管制的青年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官员，而且对付学生的手段比他的年过中年的前任要厉害百倍。鲁迅说得好：“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青年急着升官发财自然会不顾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黄花，不仅我不要自由，还不惜剥夺别人的自由。除了沈瀚兄所说的“愉悦”外，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顶子”——从古以来顶子都是需要用鲜血来染红的。

    学术圣地向官场堕落，是社会整体堕落的最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