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夜路冥想2 (第3/4页)

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字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一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骄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一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土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土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情然们识，而澳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yin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李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岚，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激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传其不幸好。龚自珍在《记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土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冰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阀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阀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即，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做《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耀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cao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作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道祈天水命之洪休。自分刍完，周克对扬明命；岂期药菲，狠蒙次第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盛；沾儒雨露，叨承晋锡之苦。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球之奇；椿龈均颁，市内需宝元之富。臣等仰龙表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诈；臣心体君而共济，景从云附，载露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yin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讲，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湖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康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谋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康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凛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凛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续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

    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舒芜曾在1976年作《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

    故咏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师。舒芜本人就是反胡风运动中自宫的急

    先锋，残疾的痛楚地有亲身的体验，因而对比他迟几年登场的4

    位大知识分子的心态洞若烛火。胭皓新咏》在当时知识界中激

    起很大的反响。

    唐兰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咏》：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博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二）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