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黑火与冰阅读3 (第5/6页)

鬼，颇类滑稽闹剧，背后却有极其深刻的人类集体无意识。法国历史学家吕尚在《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一书中谈到：“憎恶与恐怖导致暴动的发生，而持续的革命则需要宗教式的信仰来支撑。”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死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戈塔尔博士何以会灭绝人性地枪杀自己的孩子后自杀，三岛由纪夫何以能用冰冷的军刀剖开自己温暖的腹部。戈培尔博士将法西斯主义当作自己的“绝对真理”为了捍卫这一绝对真理的纯洁，血缘、亲情、人道主义不过如鸿毛之于泰山；三岛由纪夫将皇民主义当作自己的“美学之极致”为了体验这一美学极致的幸福，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rou体的痛苦和生命的眷恋。进入宗教层面的死亡美学，其感染力远非其他人文科学门类所能比拟。

    令我松一口气的是，死亡美学仅仅是张承志的一种策略而已。他依旧是一个对生命极为迷恋的人：要不，他何必为自己的著作在日本畅销而沾沾自喜，字里行间甚至流露出“得志便猖狂”的心态呢？他兴致勃勃地跑到两脚动物满街走的日本去推销峻的《红卫兵时代》，目的不为日元难道是为了扬国威么？

    上个世纪末，有一个孤独的读书人在面对吞噬着自己的黑暗而寂静的原始森林的时候，他的心情比张承志要沉痛得多。“世界变法之成功，必有人为之流血。中国变法尚无流血，流血请自嗣同站。”谭嗣同果然走向广菜市口。张承志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谭嗣同呢？

    我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说他是凯撒，他也不过是戏台上的凯撒而已。张承志所进行的，与其说是“圣战”不如说是师出无名的、表演性十足的“游戏”他的虚伪，显然比他的真诚更加可爱：皇帝容的新衣是一件怎样的新衣，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愚人治理愚人国

    ——点评《荣庆日记》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六年（1917），终年58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对岁。光绪十二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突变后，荣庆辅佐奕囫处理善后节务，深得慈植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放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打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大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点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忠臣。但时代变了、面临二千年罕见之变局，仅有忠心耿耿、忧心如焚，于＃无补。”在朝廷对日宣战的当天，荣庆对“大张天讨”十分兴奋“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拥纪挑读倭患及援朝两议。”读至此，我有点哭笑不得，作为拥有封建时代最高学历的翰林，聪明也就只能到这样的程度——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找良策。荣庆不是昏馈、懒惰之八，为朝廷大牧也算得上尽心尽责，但他居然对国际国内大爷一无所知，他以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时的日本一模一样，哪知道对方已经历了明治维新，武装到了牙齿。他却坚持刻舟求剑，真令人啼笑皆非。荣庆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见识不过尔尔，中国焉能不败？

    失败之后，荣庆仍未思索失败的原因。一开始，他在阜成门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定，南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这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一遇挫折，马上成为缩头乌龟，以陶渊明式的人物自居，推卸职责，保全清誉，严然为终南隐者也。一个月后，却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乃又有一番感想：“十载清班，愧无报称，得迁西秩，稍与清闲，从此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又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笔端掩盖不住满腔的愉悦。他是聪明人，知道官职的大小与个性的多少成反比，一旦升官，立即意识到要“藉藏愚拙”这样的人难怪它越当越大。甲午的败迹过去就过去吧，中国人是善忘的。善忘也就意味着将在以前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跌倒。

    艾森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制》这部杰作中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往往假定适当的管理行为和取向几乎自动地解决了所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被想当然地认为将会有助于适当的文化秩序永存不朽。荣庆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废物。他遍览经书，既能给皇帝宣讲经义，又能用经典来教导请生，但是不仅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又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在他地位最高的时期，也就是1900——1911年，恰是清朝苟延残喘的11年，他只是隐约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国事身病纠缠一起”却对症结所在一无所知，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下的了解是一团乱麻，南方革命风起云涌，他的日记本该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然而他的心思依然在朝会、典礼、空谈上，皇上或太后赐宴，菜谱如何，赏赐何礼品，倒是记得一丝不苟，偏偏把革命党人忽略了，直到1912年方有“孙中山北来晋京”7字。

    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官吏的声望来自考试获得的学衔与对文士共享的儒教理想的忠诚。”他进一步论述道：“统治者主要对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维持这些阶层的忠诚感兴趣。主要的强调是依据基本的文化箴言和伦理戒律维系文化行为和文化组织本身。”荣庆正是典型中的典型。他的科举出身、金榜题名以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自然不必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