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夜路冥想1 (第4/6页)

德要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理想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风车。托尔斯泰则要艰难得多，他面对的是从他的妻小到他的国家的巨大压力。而在制度化的周世纪，理想者的艰难与危机显得更加严重。

    在极度物质化的美国，索尔·贝娄是一位极为奇特的知识分子，面对“千千万万正在枯萎的灵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了睡，睡了吃”他仍然坚持“人类必须恢复它的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在《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约瑟夫长时期生活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不停地寻找内在稳固的生存支点。在《赫索格》中主人公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不停地写信，一会儿给古人写信，一会儿给今人写信，一会儿写给总统，一会儿写给故去的父亲。他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一生都在追求，却始终无法摆脱世俗世界的影响与支配。几乎在贝娄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这样一个理想者的形象。对于现实，贝娄是悲观的：“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居一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经看不到真正称得起人的人了。…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我们没有挨饿，我们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纠缠，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而被关到疯人院去。既然我们如此得天独厚，那就应当系统地阐述人类所遭遇到的新问题。然而，与此相反，人们正在丧失一切关于个人的生活，剩下的唯有嘲弄、憎恶和腻烦。”尽管如此，作为一名理想者，贝娄依然没有放弃他的理想“宇宙间可能有一些真理，它们毕竟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东西确实在四分五裂，但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必然经历的精炼的过程，重要的并不是找得到或找不到人生支点的问题，也不是能够或不能够实现理想的问题；而是在追求理想与价值的过程中，人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一切恰恰捍卫了人的尊严，申明了人存在的意义。

    对于一切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来说，理想者都是有病的，他们无法和谐地与自己周围的一切相处。真正的理想者是如此罕见，以致于艺术村里盯着美元流唾液的画家们与校园里搂着女友嚷痛苦的诗人们也堂而皇之地以理想者自居。塑料花比真花还要美丽，这已是人们惯有的感受。当修补处女膜变成医院挣大钱的生意时，还谈“理想”未免显得不伦不类。然而，我平静地走在理想者应当走的道路上。我避免用“理想”去攻击我所告别的人群，因为“理想”只用来打击自己过于脆弱的心房。我也避免用“理想”去拯救我所疏离的生活，因为“理想”只用来拯救自己过于躁动的灵魂。

    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呢？我不知道。行囊里，有一部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259票对214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然而.牛津人白有牛津AM％xA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上商教育无非是讲授如何在6个月内赚取50万美元。所以，核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达‘系不解，新闻界也有指责中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则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决不作半点退让。现在，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厂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J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doyouthink？”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托马斯·咋尔在这里写《乌托邦》、亚当·斯密在这里写《持富论》、艾略特在这里写《惊原》、汤恩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

    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的人才而存在”

    流亡者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花斯的巨著《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兑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19世纪的晨6&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可能超越“进步顺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一文学之所以产生，源于人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种不满足感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强力，终于断裂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兰兑斯称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渊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诗人诺底叶，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亲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准备处死一名资助保是军的贵妇人。13岁的诺底叶百般恳求父亲豁免贵妇人。但是没有用。他便宣布，如果对贵妇人判处死刑自己就自杀。在最后一刻，担心失去儿子的父亲不得不让步。诗人说：‘我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我只是热爱自由。”因此，他成为永远的反对派—一既反对共和国，也反对帝国。在刺刀破门而入之前，他匆匆离开自己赞美过并将继续赞美的土地。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这是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罗伯斯庇尔即将签发丹东的逮捕令时，丹东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往英国，丹东却平静地说：“我能把共和国的土地带在我的鞋底上么？”丹东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流亡，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诗人却不同，诗人什么也